一、开放时间与参观券
陕博周二至周日开放。周一闭馆整修（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每开放日限量限时发放免费参观券4000张。
散客参观一人限领一票，当日有效，过期作废。
参观时间：夏季早八点三十分至下午六时（下午四点三十分停止发票）；冬季早九点至下午五时三十分时（下午四点停止发票）。
带上身份证，或是别的有效证件，如驾照、学生证，领取参观券、租用语音导游器都得需要。驴客背包必须寄存，随行背包必须安检。
一定要提早到达参观券领取点！如果你不想站在那两排逶迤蜿蜒的排队中等上半天。
早晨有些队伍外的人察言观色，会悄悄地问：“你要票吗？不用排队。”像我这样只安排好四个小时参观时间没安排好排队时间的傻瓜，天知道会为领票而等上一小时？两小时？只得采用这另外的办法——从黄牛手中买票，票面上没有日期，对方开口五十元。我没砍价。进门也很顺利，没人怀疑黄牛票的真伪。我没打乱我的时间安排。参观完，坐在院子里回廊休息时，觉得票价很值得。
二、参观时间
三～四小时。
我的参观时间是指顺序单程，也包含做笔记的时间。周秦汉唐是陕博展品的重点，其后各朝代中也有精品，但所占百分比有限；我也就没有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那样，从开馆到闭馆都在里面。
三、语音讲解器
右侧服务台有陕博简介小册，路线图简单明了，精选文物图片，印制优良，免费。
左侧服务台有偿提供语音讲解器，租金三小时内二十元，超时加价，押金一百元，还需要证件抵押。
语音讲解器介绍很详尽，可以避开旅游团队的干扰，在上一拨人与下一拨人的间隙，重复观赏；很多语音内容是展板文字所不包含的，比如羊首勺、四神瓦当、三彩骆驼载乐俑。
但也许是由于使用频率很高，有的讲解器效果不好，可以返回服务台另行更换。
四、记忆留存
所有的文物都有很好的防护措施，比如专用玻璃柜、特殊灯光照明、温湿度控制，展品的摆放间隔都控制得很好；而且展馆内不限制拍照（至少我没看到有人被阻止），对“安静”没有特别的要求（以至于一展馆工作人员靠着廊柱打起盹来）。
但是，我可不可以告诉别的参观者：“请不要在博物馆内拍照！”
参观人流来来往往，抬手拍照的人此起彼伏，我不想在陌生人的纪念照片里永久留影，只得频繁主动地为拍照者让出最佳位置，频繁无奈地从旅游团队中挤出来，后悔没带个耳塞，阻断导游们各种语言的讲解声、闪光灯（各种相机、各种手机）、惊叹声、议论价值（这只碗值多少钱？）、唱歌（一队中学生在纺织机复制品旁吟诵闽南民谣）、甚至跑步（旅游团队赶场）的声响。
我至始至终都没开口，我没法拿我的习惯去要求别人，我的习惯是先参观后挑选印刷精良的图册。只不过，舍得一掷千金买图书和舍得买免费参观券是一样的傻。
五、遗憾
唐代陵墓揭取壁画隶属常规展览之外，只对团队参观开放，还得提前申请，预约时间。
参观博物馆，我从来都是散客。同伴若非同好，我宁愿独自一人。艾略特·谈波登，我会请他在旅馆大堂等我，不在我参观博物馆的那天。
2009年4月27日星期一
2009年1月7日星期三
柴一钢协·沉淀
大二暑假，去珠三角。先去的广州，朋友带去碟行淘宝，然后带着大包行李又去了珠海、深圳。回来后，才拆封细查，其中有一张福茂唱片柯尔荣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柴一钢协，早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夜档节目中听熟。而在医学院宿舍，钢窗外是铅灰的天空；我伫立窗前，让柴一钢协三十多分钟的音符再度在体内流过。
我一直信奉——有的书有的音乐有的影片，重读重听重看，一定需要间隔，这间隔不仅包涵时间的流逝，更包涵阅人历事的沉淀。
尽管俄籍音乐家的作品中，我更被拉三钢协触动；尽管在结构、叙述上为众爱乐人诟病、挞伐，但柴一仍然是我重复聆听的选择之一。
我从不会在一次又一次的沉潜往复中追寻意义，那种溯本求源向来不是我之长项。也许，重复，只是出于习惯。
倒夜班时，我会带上几张CD。曾有一晚在听费加罗，后被人告状：“谁谁在听歌剧！”再后又被领导以重扣薪金处罚！但知“错”不改，又有一晚在值班室听柴一钢协郎朗版，故意把音量放大，不是听得懂我在听歌剧么，那最好再去报告时再说出我现在所听的曲目，我也得以认识“知音”。
午夜例行查房，监护室一七旬老头问：刚才是不是你在听柴科夫斯基？我惊，承认。继而他很慢地给我讲述他的一生，我无言，惟有静听。
重度呼吸衰竭，缺氧，意识也混乱，老头的讲述前言不搭后语，想起哪儿就说到哪儿，而且断断续续，我从只言片语中拼出个大概：
名城世家弟子。祖父司文庙祭礼之职。青年求学西南联大，逆反从文家训，唯愿理工救国。求真年纪，学校中加入当时的反对党。积极参与，至改天换日时已成骨干。五十年代初期，以“高校优秀共产党员”身份加入访苏团队，在莫斯科，苏方安排的音乐会中首次听到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结婚，女方志同道合，甚觉满意；转年得一子，更为得意。以高度的敏锐感避开五七年，以低度的耐受力陷入六六年——高校派系斗争中，率先批斗别人，继而自己位列右侧，也成人民专政对象；重刑，不服，上诉，再加刑；妻主动要求划清界限，不见面，狱警转交“离婚申请”，拒不签字，女方传话：孩子都已改我姓氏，有你没你签字都坚决要离婚！如此，不离又能怎样？劳动改造，狱中自有天地，与“牛鬼蛇神”长期厮混，不仅从生活上彻底“去物质化”，也在思想上新起世界观。七十年代初，受狱友委托，趁短暂外出之际，将临终前遗物转交家属，这女子无言无泪，严闭门窗，自衣柜夹层中找出唱机及胶木唱片，以柴一钢协祭奠亡灵。曲目已非陌生，但极为震撼；回狱中，在心底深处反复聆听。七八年，冰河开封，原来铁板钉钉的都是错误，无力也无需分辨是扎眼的钉子错还是敲钉的铁锤错，以流行语自我安慰：孩子不能责怪娘。自此，政治无心，专攻学术，教书但求不误人子弟。妻要求复合，理由也颇合理：当年被强迫，不然何以不见面就签字。同意，也不要求儿子复改姓氏。每每深夜追听解禁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节目，其时，多为贝多芬、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肖邦作品。八十年代中后期，与一年纪相差二十余岁的知识女性偶遇，也偶遇人生第二春天，常在一起读书聆乐，柴一钢协也是常听，人生磨难不易，庆幸知己识人。妻不同意，也不明示，自去坚守阵地。反复折腾，三方疲惫，第二春主动要求远走他国，劝留无用，只得鼎力相助。事后明眼人明言：她不过借你这块跳板。愕然，心内不服，然而逐渐冷淡的通信也证明旁观者清。后，顺从命运，安居日子。只是独坐深夜时，柴一钢协的音符反而提示他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相忘于江湖之必要。老，离休职务，除去书籍音乐外无甚爱好，倒也安然处世。相濡以沫的老妻殁于糖尿病，至终都是服侍床头。曾以“人非神，岂能无错”挡回妻的忏悔。再老，沉疴日渐；未曾想，去见某位圣人之前，还能听到“柴一钢协”。
上文，不足千字，已是其人一生。
那一晚，我坐在床边木椅上，职业习惯让我关注病人机能状态、各种监护数据、用药情况，而老头的讲述又让我游离于职业之外——我们负责的只是他们的“躯体”，临终告解灵魂安慰本不是我的专业范畴。
经常两难的是：只是一具已无功用的“臭皮囊”，依靠各种仪器设备药物护理延续倒计时，却还有颗灵魂尚无归处！
老头因为脑水肿，眼神混浊，我的感觉是他并非特别因为我而对我讲述，我只是一个化身，而在他逐渐模糊的意识形态中期望出现的，会是谁？
美剧《兄弟连》中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专门留了一整集的内容给前线救护兵（这在战争片中是很少有的，别的片子比如偶一带过或是拍得比较光明），涉及他的工作、经历、情感及自我调节控制；此部分在整部戏中压抑但真实——我救不了他，而这本应是我能做到的——如同非常时期的我及同事的感受。但他们两大监制导演没意识到还应留一部分给随行牧师——牧师也需要心灵安慰——医生做不了最后的工作。
那一晚，我如医护兵般无能，也如随行牧师般无奈。
凌晨五点一刻，我才出了监护室。
其后复查，老头已深度昏迷；再后，未醒来，转天过世。
那谁谁谁，你也洞悉练达世故人情，老头的故事，没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
如此，也是人生一世。
在我父亲及医学院教授们的认识中，医学即“人学”，我认同这个概念。
实际工作繁重琐碎，虽每每以“匠人”自喻——我们所具体做的只是维护修复“躯体”这架会行走的机器；但医疗行为时间越长，各种人、各种人性的表现——对类似或不类似的问题事态如何说、如何做、如何应对变化，有时也让我心生别样的感慨。
那一晚，会更深地沉淀在我心底。
2009.1.7.
2008年11月1日星期六
2008年9月27日星期六
且行且远
且行且远
——《菊次郎的夏天》
夏天过后，那个男人和那个男孩，还记得什么，他们眼中的影像和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一致的吗——那些浅浅深深的绿，还有投掷在面庞的阳光，经过取景框的过滤，方能在胶片上呈现影像；而内心的感动，又是否过滤了什么……
中学时，某同学某段经历后感慨，语出惊人：我们记住某人的并不是他/她的容貌，而是他/她的气质。也许吧，也许惊的只是当时，一个中学生的阅历能有多广呢。
也许，我们记住某人的并不是他/她的容貌气质这些或细致或抽象的，而是他/她留给自己的感觉。
久时让的音乐欢快明朗，反衬北野武的淡，化繁为简的淡。
故事中的这个夏天，只是漫长一生中的一年夏天，淡写轻描的讲述，淡如羚羊挂角，几乎没有渲染着力之处。
就像有些酒，味道越淡，添杯渐多，厚味渐起，后味越浓。
每个人都有一年夏天。
经历过的，不是让我们留住记忆。经历，是让我们忘记。
我自己的那年夏天，太远了，离现在太远了。
2008.9.27.
2008年8月21日星期四
薄书厚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
和而不同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平行与矛盾——在音乐与社会中的探索
其实，原书名已开宗明义，这是两个不同专业的人中翘楚的共识与异识，重要的，他们并非交斗攀比，而是交流分享；也许，划定专业分类以别不是画地为牢囿于专业空间，所有文化都相互交融渗透，唯有互通，才有发展。
萨义德和巴伦博依姆都是喜欢“在流动中感受”的人，从身世到职业，两个人的经历与见闻都让他们达到一些共识，得以在认同的基础上交流：音乐所具有的社会性、贝多芬作品的积极力量、原教旨主义在文学和音乐方面的表现、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尽管谈话中萨义德强调“他者”，巴伦博依姆主张“融合”，但二人认同并努力去实践：文化能够打开心灵。
萨义德已驾鹤西游，巴伦博依姆日渐耄耋，两人源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两人同样经历这动荡的世界如何演绎分久必合的全球化。他们所交谈的既不是预言也不是结论，而是两位心胸广阔的学者超越种族藩篱之后的认识，是那种既关注单人个体也关注人类群体的矛盾激发后的思考，是基于历史回顾之上的对比。
对话录，堪称载道以文的典范。反复重读，在逐字逐句间，也复习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知行合一
萨义德、巴伦博依姆就是我认识的那样理性、敏锐，他们完全符合“知识分子”这一词汇本应具有的概念——具备思辩力的学者。1999年的魏玛短训班，评论赞誉“从音乐的共同性审视人类精神存在的某种延续性”，但这其实是倡导者多年经验之厚积薄发。
“唯一理智选择是以利益的调和或合作，而不是以冲突和竞争作为社会的基础。”一方面，魏玛短训班用音乐的社会属性作为调和剂，尝试着融合乃至共同表达；另一方面，这个短期实验班彰显教育的本质——启智，而不是灌输及管束。
我对巴伦博依姆的认识，始于对杜普蕾的钟爱；他与杜普蕾同样对音乐具有强烈的信念，但他的这种信念着重于理性分析，这使他与杜普蕾的感性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巴伦博依姆在文字和音乐中都更为积极地表达：“音乐的力量在于表达出永恒的感情，而不是短暂或主观的情绪。”那个因父亲的影响而拒绝师从富特文格勒又接受其帮助的少年、那个在六日战争中以贝多芬、勃拉姆斯劳军的青年，就是以后积极参与拜罗伊特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率先演奏瓦格纳作品的中年人——巴伦博依姆，拥有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双重国籍，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另一种文化对他的肯定。
萨义德的成长地开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汇集，其独特的包容胸怀也影响到萨义德多年后“他者”概念的成立。巴勒斯坦民众的处境、政客的诡异和虚伪以及《奥斯陆协议》签署前后的实际状况，让萨义德认识到原来秉持的理想真的只是单纯的理想，他转而主张建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国家。历史的绵延与重复印证一个概念：独立政治实体的基础条件，不能建立在以民粹主义流变转化的权威主义之上；但，时至今日，这个概念仍然难以深入封闭的内心。极端主义者认为妥协是一种负面行为，没有尊严的举措。其实不然，某些时候，妥协是缓和的前奏、解决的开始；固步自封的人不懂得尊重，也不懂得在否定的基础上，做不到交流、达不成共识。
逐渐，我关注苏珊·桑塔格在南斯拉夫、肖恩·潘在巴格达（我愿意把他划为知识分子行列，除去表演专业，他的作为证明他的思考）……这些行为当然存在出身背景的复杂、混合名人效应及做秀之嫌，但总比明星们不断制造绯色新闻或爆炸新闻让自己保持知名度或娱乐大众而更能让我看到作为一位名流的作为！
巴、萨、桑、潘职业使然都是习惯面对公众的人物，但他们利用这一优势，宣扬的是他们的认识。那种具有强烈使命感具有大我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其言其行，高山仰止。评判计较作为明星、甚至名流级别的知识分子，留给专职批评家好了，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谁又是个完美的人！
另一个细节：所有这些关于音乐、文化和政治的谈话都是在“9.11”事件之前（据萨义德前言，2002年结集为对话录）。
但即使在之后，我仍然相信他们是勇于把设想付诸行动的磊落君子；即使其后有马德里411、伦敦地铁爆炸、伊斯坦布尔袭击等等的恐怖事件，即使是这样，我相信萨义德、巴伦博依姆的认识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因为我相信他们内心有信任，是对不分种族的整个人类有信任，心中没有因文化差别而衍生的种族仇恨。
仇恨拉开距离，交流融和差距。知易行难！
现时的聪明人信奉“知先行后”，甚至“不知不行”。在这越来越犬儒的时代，又有多少自诩“知识分子”不谈破立，知且能行？现代文士，多半门客，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空设愿望，无力行动；择木而栖，虽不唯唯，但也诺诺。
我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权力指责别人的蝇营狗苟、鼠目寸光、愚昧偏激，比我聪明的在争辩左右站队以及标榜精英，言论比山高。
然而这本薄薄的书，让我看到笃实躬行之榜样——魏玛短训班，让我认识到——参与音乐，参与历史，都需要敬畏和勇气共存。“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那些傻子不是先知，他们只是坚守信念。
一个心中没有大爱的人，终其生，只不过是一个小我。
退步千里
假设一下新的对话录——
萨义德：治大国如烹小鲜。
巴伦博依姆：治大国如举小棒。
萨义德：哦？
巴伦博依姆：难道不是吗？协调好一个乐队，需要秩序与管理，每个乐手需要融小我于大我，整部乐章才能有完美表达。音乐，是秩序与团队的最佳体现。如果说指挥即权威，那也是必须的。正如全球化，是建立新秩序，也是一种新的协调手段。
萨义德（耸耸那著名的络腮胡，语态依旧冷隽）：哼！全球化也是一种帝国主义。
交流是思想者观点理念的碰撞，不仅是相互认识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过程，作为对话者是如此，作为不参与对话的阅读者，得益还是困惑，只有自知。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答案却各不相同。
萨义德总是强调各文明的内在动力与多样性。但，太过成熟的文化都存在突破自恋和自闭的必要？因为互相认同文化确有其必然性、必要性；而单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渗透是否与民族性相关？一位具备民族特性的独立个人是否也会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归属及认同感，若有，这种归属感怎么会被本民族的极端分子视为背叛？高屋建瓴的是萨缪尔·亨廷顿：“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上的，文明之间的错位线将是未来的战线。”
现在时代，延续的是以西方殖民化为特点的现代化文明的后殖民化，各种文明努力强调本民族文明的独立性，以抗拒西方文明的过度渗入。汤因比曾说：“人类的选择实际上只有两个：要么共有一个世界，要么毁灭。”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寻求新秩序，只有一条狭窄的暴力途径。而那些鼓励消融冲突的有识之士，并不一定依赖于西方社会泯灭自身的文化侵略能力，他们更寄希望于对话——外交方法之一种；他们又是否高估了对话的功能（马德里世界对话大会）：对话及其宗教和文化基础、对话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对话领域的普世价值、对话的评估和改善、对话和共存文化的传播。
整个世界硝烟四起纷争不断，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是谁？我们能寄予期望的，是文化的传承与互通如静水深流般的效果？
富特文格勒某种意义上与瓦格纳相似，他们都将神性崇拜融合在自己的音乐表达中，在《贝九》和《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已不为陌生。我们反感富特文格勒弱化纳粹政治理念，以及我们反感纳粹时期对瓦格纳音乐的利用及滥用，可为什么我们并不排斥他们的音乐表达？是不是我们内心深处都隐含对强者、对神的崇拜？是不是我们都有《指环》中对创新的渴望与追求？所以，在强权暴政以缓慢的节奏逐渐递进时，作为相对弱势的大众也因逐渐适应冷水炖蛙的环境而逐渐变为协从？
富特文格勒关于音乐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必须通过矛盾和极端才能达到平稳，”如若说人的行为是人的整体性表达，极端主义的思想也让他深思身处的极端政治时代；说到底，是不是他的民族根源在影响他，以至于“前夜”的贝九——那一脉相承的民族性——成为富特文格勒永恒的演出及难以逾越的巅峰？
我们单向地排斥恶，可否想过，有些恶，竟起源于善？
如果说音乐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作为受众在理解或误解富特文格勒的时候没必要去统一接纳或排斥的标准；直到现在，因为战争胜负的影响，官修历史没有给出正解或负解富特文格勒的答案。
宽容至上，并非妄语诳言；但是，我们的宽容以何基准作为起点？仅仅凭据人性和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瓦格纳身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相对前进且具有革命性，他和崇拜他的人创造了拜罗伊特神话。他的精神实质——在对极端完美制度的追求中沐火重生，成为大众对拜罗伊特的理性认识；但仅从正面角度关注拜罗伊特的象征意义，我们是否也在内心无形地树起道玻璃墙——面对着透明墙那头以自闭保守为特点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都知道玻璃脆弱的属性，在危机逼近以前，总是漠然和轻视；而经历之后的告解和忏悔，带来的是痛苦后的自省，还是反复后的依赖？我们悖离的究竟是什么？
巴伦博依姆以犹太人的身份谈到拜罗伊特的象征意义时说：“人们必须非常清楚地知道你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敌人和那些仇视我们、仇视了我们几个世纪的人。你可以向他们妥协，你还可以继续和他们毫无接触，但我并不赞成只接受对我们有好处的方面，否则就批评他们或者对他们不理不睬。……我觉得那些对拜罗伊特产生的厌恶感情并不是非常公平的，我这里并不是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犹太人民所经历的痛苦漠然置之，但对过去的看法要非常清晰的界定好，要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力对那些曾经仇视我们的人进行总体批评，如果不是仇恨的话，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把自己降到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压迫我们的那些人的水准。”
超脱以后的巴伦博依姆是否借此隐示：重要的，不是仇恨与报复，也不是原谅或遗忘，重要的，是沉淀之上有所反省——所有的伤害都不是单向的。
作为普通人，因包容不同观点而带来的痛苦远远高于认识上的进步，那么，这种难言的甚至无法排解的痛苦算得上退步吗？
作为思想先驱的萨义德，他的困惑也无法自我排解，“贝多芬‘第九’或者《菲岱里奥》成为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支持。在一个自由已经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中，这些作品还有什么意义？它们只是对现存状况的肯定吗？”
这完全是另类颠覆——贝多芬的音乐总是被借喻为自由的表达，人类需要的是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不终结地延续下去，比如《T2》中“NO FATE!”——但这也是萨义德关于“他者”的认识。
人们欣赏认同贝多芬对秩序的要求，追本溯源认为这就代表人类共同的追求。没有谁能忽视贝多芬的民族特性，但又有多少人重视那个时代是日耳曼文化一个蓄积和上升的时期。
贝多芬是音乐界的席勒，他的作品除外辉煌，仍然充满疑问：必须得经历黑暗才能看到光明，是人类在劫难逃的命运？
也许，惑由心生；解，也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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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借不可读。重读反复，耗时九月；作文写写停停也有九月。感谢杨奎峰先生慷慨借予我书，耐心等我还书。
读后笔记散记于汶川震后失眠夜晚，那些天，夜夜惊醒，总是那些难过得让人无以复加的……怅然心悸，夜夜借读书安慰自己——
逝者远行，生者前行。
谨此，百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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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杨冀译，三联，2005年11月第1版。
2008.8.21.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平行与矛盾——在音乐与社会中的探索
其实，原书名已开宗明义，这是两个不同专业的人中翘楚的共识与异识，重要的，他们并非交斗攀比，而是交流分享；也许，划定专业分类以别不是画地为牢囿于专业空间，所有文化都相互交融渗透，唯有互通，才有发展。
萨义德和巴伦博依姆都是喜欢“在流动中感受”的人，从身世到职业，两个人的经历与见闻都让他们达到一些共识，得以在认同的基础上交流：音乐所具有的社会性、贝多芬作品的积极力量、原教旨主义在文学和音乐方面的表现、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尽管谈话中萨义德强调“他者”，巴伦博依姆主张“融合”，但二人认同并努力去实践：文化能够打开心灵。
萨义德已驾鹤西游，巴伦博依姆日渐耄耋，两人源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两人同样经历这动荡的世界如何演绎分久必合的全球化。他们所交谈的既不是预言也不是结论，而是两位心胸广阔的学者超越种族藩篱之后的认识，是那种既关注单人个体也关注人类群体的矛盾激发后的思考，是基于历史回顾之上的对比。
对话录，堪称载道以文的典范。反复重读，在逐字逐句间，也复习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知行合一
萨义德、巴伦博依姆就是我认识的那样理性、敏锐，他们完全符合“知识分子”这一词汇本应具有的概念——具备思辩力的学者。1999年的魏玛短训班，评论赞誉“从音乐的共同性审视人类精神存在的某种延续性”，但这其实是倡导者多年经验之厚积薄发。
“唯一理智选择是以利益的调和或合作，而不是以冲突和竞争作为社会的基础。”一方面，魏玛短训班用音乐的社会属性作为调和剂，尝试着融合乃至共同表达；另一方面，这个短期实验班彰显教育的本质——启智，而不是灌输及管束。
我对巴伦博依姆的认识，始于对杜普蕾的钟爱；他与杜普蕾同样对音乐具有强烈的信念，但他的这种信念着重于理性分析，这使他与杜普蕾的感性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巴伦博依姆在文字和音乐中都更为积极地表达：“音乐的力量在于表达出永恒的感情，而不是短暂或主观的情绪。”那个因父亲的影响而拒绝师从富特文格勒又接受其帮助的少年、那个在六日战争中以贝多芬、勃拉姆斯劳军的青年，就是以后积极参与拜罗伊特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率先演奏瓦格纳作品的中年人——巴伦博依姆，拥有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双重国籍，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另一种文化对他的肯定。
萨义德的成长地开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汇集，其独特的包容胸怀也影响到萨义德多年后“他者”概念的成立。巴勒斯坦民众的处境、政客的诡异和虚伪以及《奥斯陆协议》签署前后的实际状况，让萨义德认识到原来秉持的理想真的只是单纯的理想，他转而主张建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国家。历史的绵延与重复印证一个概念：独立政治实体的基础条件，不能建立在以民粹主义流变转化的权威主义之上；但，时至今日，这个概念仍然难以深入封闭的内心。极端主义者认为妥协是一种负面行为，没有尊严的举措。其实不然，某些时候，妥协是缓和的前奏、解决的开始；固步自封的人不懂得尊重，也不懂得在否定的基础上，做不到交流、达不成共识。
逐渐，我关注苏珊·桑塔格在南斯拉夫、肖恩·潘在巴格达（我愿意把他划为知识分子行列，除去表演专业，他的作为证明他的思考）……这些行为当然存在出身背景的复杂、混合名人效应及做秀之嫌，但总比明星们不断制造绯色新闻或爆炸新闻让自己保持知名度或娱乐大众而更能让我看到作为一位名流的作为！
巴、萨、桑、潘职业使然都是习惯面对公众的人物，但他们利用这一优势，宣扬的是他们的认识。那种具有强烈使命感具有大我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其言其行，高山仰止。评判计较作为明星、甚至名流级别的知识分子，留给专职批评家好了，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谁又是个完美的人！
另一个细节：所有这些关于音乐、文化和政治的谈话都是在“9.11”事件之前（据萨义德前言，2002年结集为对话录）。
但即使在之后，我仍然相信他们是勇于把设想付诸行动的磊落君子；即使其后有马德里411、伦敦地铁爆炸、伊斯坦布尔袭击等等的恐怖事件，即使是这样，我相信萨义德、巴伦博依姆的认识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因为我相信他们内心有信任，是对不分种族的整个人类有信任，心中没有因文化差别而衍生的种族仇恨。
仇恨拉开距离，交流融和差距。知易行难！
现时的聪明人信奉“知先行后”，甚至“不知不行”。在这越来越犬儒的时代，又有多少自诩“知识分子”不谈破立，知且能行？现代文士，多半门客，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空设愿望，无力行动；择木而栖，虽不唯唯，但也诺诺。
我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权力指责别人的蝇营狗苟、鼠目寸光、愚昧偏激，比我聪明的在争辩左右站队以及标榜精英，言论比山高。
然而这本薄薄的书，让我看到笃实躬行之榜样——魏玛短训班，让我认识到——参与音乐，参与历史，都需要敬畏和勇气共存。“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那些傻子不是先知，他们只是坚守信念。
一个心中没有大爱的人，终其生，只不过是一个小我。
退步千里
假设一下新的对话录——
萨义德：治大国如烹小鲜。
巴伦博依姆：治大国如举小棒。
萨义德：哦？
巴伦博依姆：难道不是吗？协调好一个乐队，需要秩序与管理，每个乐手需要融小我于大我，整部乐章才能有完美表达。音乐，是秩序与团队的最佳体现。如果说指挥即权威，那也是必须的。正如全球化，是建立新秩序，也是一种新的协调手段。
萨义德（耸耸那著名的络腮胡，语态依旧冷隽）：哼！全球化也是一种帝国主义。
交流是思想者观点理念的碰撞，不仅是相互认识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过程，作为对话者是如此，作为不参与对话的阅读者，得益还是困惑，只有自知。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答案却各不相同。
萨义德总是强调各文明的内在动力与多样性。但，太过成熟的文化都存在突破自恋和自闭的必要？因为互相认同文化确有其必然性、必要性；而单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渗透是否与民族性相关？一位具备民族特性的独立个人是否也会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归属及认同感，若有，这种归属感怎么会被本民族的极端分子视为背叛？高屋建瓴的是萨缪尔·亨廷顿：“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上的，文明之间的错位线将是未来的战线。”
现在时代，延续的是以西方殖民化为特点的现代化文明的后殖民化，各种文明努力强调本民族文明的独立性，以抗拒西方文明的过度渗入。汤因比曾说：“人类的选择实际上只有两个：要么共有一个世界，要么毁灭。”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寻求新秩序，只有一条狭窄的暴力途径。而那些鼓励消融冲突的有识之士，并不一定依赖于西方社会泯灭自身的文化侵略能力，他们更寄希望于对话——外交方法之一种；他们又是否高估了对话的功能（马德里世界对话大会）：对话及其宗教和文化基础、对话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对话领域的普世价值、对话的评估和改善、对话和共存文化的传播。
整个世界硝烟四起纷争不断，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是谁？我们能寄予期望的，是文化的传承与互通如静水深流般的效果？
富特文格勒某种意义上与瓦格纳相似，他们都将神性崇拜融合在自己的音乐表达中，在《贝九》和《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已不为陌生。我们反感富特文格勒弱化纳粹政治理念，以及我们反感纳粹时期对瓦格纳音乐的利用及滥用，可为什么我们并不排斥他们的音乐表达？是不是我们内心深处都隐含对强者、对神的崇拜？是不是我们都有《指环》中对创新的渴望与追求？所以，在强权暴政以缓慢的节奏逐渐递进时，作为相对弱势的大众也因逐渐适应冷水炖蛙的环境而逐渐变为协从？
富特文格勒关于音乐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必须通过矛盾和极端才能达到平稳，”如若说人的行为是人的整体性表达，极端主义的思想也让他深思身处的极端政治时代；说到底，是不是他的民族根源在影响他，以至于“前夜”的贝九——那一脉相承的民族性——成为富特文格勒永恒的演出及难以逾越的巅峰？
我们单向地排斥恶，可否想过，有些恶，竟起源于善？
如果说音乐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作为受众在理解或误解富特文格勒的时候没必要去统一接纳或排斥的标准；直到现在，因为战争胜负的影响，官修历史没有给出正解或负解富特文格勒的答案。
宽容至上，并非妄语诳言；但是，我们的宽容以何基准作为起点？仅仅凭据人性和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瓦格纳身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相对前进且具有革命性，他和崇拜他的人创造了拜罗伊特神话。他的精神实质——在对极端完美制度的追求中沐火重生，成为大众对拜罗伊特的理性认识；但仅从正面角度关注拜罗伊特的象征意义，我们是否也在内心无形地树起道玻璃墙——面对着透明墙那头以自闭保守为特点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都知道玻璃脆弱的属性，在危机逼近以前，总是漠然和轻视；而经历之后的告解和忏悔，带来的是痛苦后的自省，还是反复后的依赖？我们悖离的究竟是什么？
巴伦博依姆以犹太人的身份谈到拜罗伊特的象征意义时说：“人们必须非常清楚地知道你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敌人和那些仇视我们、仇视了我们几个世纪的人。你可以向他们妥协，你还可以继续和他们毫无接触，但我并不赞成只接受对我们有好处的方面，否则就批评他们或者对他们不理不睬。……我觉得那些对拜罗伊特产生的厌恶感情并不是非常公平的，我这里并不是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犹太人民所经历的痛苦漠然置之，但对过去的看法要非常清晰的界定好，要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力对那些曾经仇视我们的人进行总体批评，如果不是仇恨的话，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把自己降到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压迫我们的那些人的水准。”
超脱以后的巴伦博依姆是否借此隐示：重要的，不是仇恨与报复，也不是原谅或遗忘，重要的，是沉淀之上有所反省——所有的伤害都不是单向的。
作为普通人，因包容不同观点而带来的痛苦远远高于认识上的进步，那么，这种难言的甚至无法排解的痛苦算得上退步吗？
作为思想先驱的萨义德，他的困惑也无法自我排解，“贝多芬‘第九’或者《菲岱里奥》成为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支持。在一个自由已经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中，这些作品还有什么意义？它们只是对现存状况的肯定吗？”
这完全是另类颠覆——贝多芬的音乐总是被借喻为自由的表达，人类需要的是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不终结地延续下去，比如《T2》中“NO FATE!”——但这也是萨义德关于“他者”的认识。
人们欣赏认同贝多芬对秩序的要求，追本溯源认为这就代表人类共同的追求。没有谁能忽视贝多芬的民族特性，但又有多少人重视那个时代是日耳曼文化一个蓄积和上升的时期。
贝多芬是音乐界的席勒，他的作品除外辉煌，仍然充满疑问：必须得经历黑暗才能看到光明，是人类在劫难逃的命运？
也许，惑由心生；解，也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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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借不可读。重读反复，耗时九月；作文写写停停也有九月。感谢杨奎峰先生慷慨借予我书，耐心等我还书。
读后笔记散记于汶川震后失眠夜晚，那些天，夜夜惊醒，总是那些难过得让人无以复加的……怅然心悸，夜夜借读书安慰自己——
逝者远行，生者前行。
谨此，百日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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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杨冀译，三联，2005年11月第1版。
2008.8.21.
2008年7月7日星期一
温暖
阅读尤瑟纳尔，始于一位兄长好似不经意的推荐，当时他借给我的另有莫罗亚。
阅读，这种极端个人的体验，于我表现之一就是——与尤瑟纳尔相谈的间隙，会想到莫罗亚，那些与尤氏风格迥异的叙述，那些更生活化的故事。
我把这样的体验称之为“间隔”，一种良性状态，正面词汇，这样互为映衬托垫，再回到本来，也越能感觉尤瑟纳尔空灵俊逸，莫罗亚淡然透彻。
MC，聆听时，你可曾也会“间隔”？
在听完老柴那些特别老柴的以后，我往往选择门德尔松。
拉赫玛尼诺夫，你知道我说的是那段“三”，我以前曾以为他会是独立的——我的意思不是那种需要有对应物作为参照系数的独立，拉三和尤瑟纳尔一样，自有其大师高度——但，自年初，我带CD时，起先无意继而有意的，也会带上罗斯特罗波维奇+海顿1、2。
我和MC认识初见即故交，始于杜普蕾 J
对杜普蕾那种冰清玉洁、清澈滢然的独白，那种即使柔板也都倾心尽力的表达，我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爱恋；曾经，对她以外的表达者，我仅仅只是“听过”。
因为杜普蕾的埃尔加，我甚至以为大提琴归属悲情乐器。
拾检旧碟，偶尔继而经常地，感受罗斯特罗波维奇，那样如海般的温暖，深厚竟至藏而不露；那种从容饱满的风格，是以往单一的我所忽略的；MC你宽慰我的后知后觉：“罗氏是经历过的人，所以更为含蓄，容易被忽略。”
原来，一个人所经历过的沉淀在大提琴声中是如此丰厚、醇美。
乐蕴灵性，再听再新。
昨晚在想，人和人有差别，男人和男人也有差别，这样的说并不是负面词汇，正如拉赫的冷静不同罗斯的温暖，可都是让我们心动且与之契合的。
回头想自己，桑田沧海，已是曾经；但不管怎样又怎样，我既往我现在我将来，都曾是都要是都会是，温暖的被人回忆…….
v.
2008.7.7.
2008年6月27日星期五
重剑无锋
重剑无锋
——[美]雷蒙德·钱德勒《漫长的告别》
十二三岁的雷蒙德·钱德勒已经有经验躲过学监的注意，开始或继续自己的阅读，给他震撼的作品，在他自己的书中时有浮现。
相应年纪，我被傅惟慈先生的译文震撼，央求学兄延续借期，抄下这部短篇《喜欢狗的人》[1]，读书只用了一小时，抄书用了两个礼拜的每一空闲时间，两本数学练习簿的手抄本后来不知流传到哪儿，卡尔麦迪自此印象深刻。
卡尔麦迪，就是菲利普·马洛，反面敷粉是雷蒙德·钱德勒一贯的风格，正如布局运子也是他一贯的手法，只不过，在《漫长的告别》一书中，更多钱德勒个人元素；毕竟，是他在写这本书，是他在道别。
想来也很有趣，人可以在自己的小说中经历多种人生，但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因自己的作品而永生。
侦探作品读者千差万别，写作者多半是位杂家，人情世事洞悉透彻，若非如此，又怎能从细枝末节中理出经脉纬络，逐渐，展案情大白于天下；大白的，除了社情，还有人性——
快要收尾时，特里·伦诺克斯重浮水面，原来他酗酒是因为战争的身心损害，他所逃避的也是昨日世界不复重现，强烈的自尊让他以自杀的方式重生。
罗杰·韦德酗酒，因为内心无所傍依，以及无从排解目睹人性善恶嬗变之后迭迭累加的恐惧；对于他，宿命般的解脱未尝不是最好的结局。
同样，对稳定秩序的认可，哈伦·波特需要的是金钱的累积，菲利普·马洛看重的是道德的维系；一个身家过亿呼风唤雨，一个时乖命蹇寂寞潦倒，这两人之间与其说是意志的较量，不如说是力量的互助，他们都知道对方是认真的人，因为，无所谓的人从不认真。
说到底，雷蒙德·钱德勒是那种信奉传统概念的人，他相信那把剑——达摩克里斯之剑——始终悬在每个人的头顶；我想，这也是大师眼中的大师之根本所在。
文评家习惯分类，“硬汉派写作”，除去商业标签，毫无价值。人性的复杂多变使硬汉转瞬即懦夫，我们以何根基自我坚强？
我还记得手抄本的扉页，我抄下施咸荣先生转述的几句话[2]，基于此，我不再看得起任何一位蔑视侦探作品的文评家：
美国《时代》周刊1978年4月17日专文介绍第二届国际惊险小说作家大会，说“犯罪——侦探——惊险小说目前是西方拥有最多读者的文学品种，而且也不见得不是写得最好的文学品种，但今天只有很少几个批评家才不把它们看成是比神经安定剂高级不了多少的玩意儿。”
文章作者还称这类小说是“失眠者的安慰，是往返城郊公共汽车搭乘者的鸦片烟，是普通人躲开疯人院的手段。”
这个现实世界荒诞离奇、见怪不怪、恶恶相报；但，人这种极其脆弱的生命仍然相信并依赖善良、诚实，尊重并遵守承诺；让我重又认识到这些的，在50里，铁汉柔情那一章。
我不知道的是，雷蒙德·钱德勒那些干净利落的描述，是相伴咖啡的醇厚，是相伴威士忌的苦涩，还是相伴烟卷火星明灭；因为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本事以扼要洗炼的语言讲出他的顿悟。
一直固持这样一个概念——阿婆[3]之前的位子非雷蒙德·钱德勒莫属，何以认为，就是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短句，除了文字，无法用画面重现，寒沁如冰，又温暖如酒。
时间不能逆返至1959年以前。另一个世界也有酒吧么？若有，赌酒时，将醉未醉前夕，或许我会有勇气反诘雷蒙德·钱德勒：那句话就是你说的——
道别等于死去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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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雷蒙德·昌德勒著《喜欢狗的人》，傅惟慈译，《七分钟的夜》，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2]同上，施咸荣序。
[3]阿加莎·克里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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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别》，[美]雷蒙德·钱德勒，宋碧云译，新星，2008年2月第1版。
2008.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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